请先比较七次“我会”和七次“我不会”：两份《最后的排演》剧本都以“重新开始”收束。一个字改变了回答的方向，结束指令却留下来。这个差异可以成为四组文献的阅读入口：一句话如何变成行动，谁获得介入的位置，行动后来又怎样被交给观众观看。[1]

下面从三个问题进入P4的当代艺术实践：结束如何被做出来，进入作品的条件如何形成，观看怎样被安排。这里的“文献阅读”把剧本摘述、公开文章、规则页和工程说明放在一起，让解释回到具体材料。

一 结束是怎样被做出来的

《最后的排演》把存档、读档与重新开始写进剧本，使结尾成为可重复执行的指令。甲瑞的演后回顾又把结束描述为具体调度：白布罩住身体，众人向后场退出，留下布；下场口却出现了他称为剧本之外的问话。由此可以研究，文字给出的终止方式如何遇到身体、空间和临场言说。白布在这里首先承担遮蔽与退场的动作。[1][2]

公演文章把表演、记录、演奏和幕后制作分列；另份“剧本3.0”还安排导演退到镜头后、摄影师D进入男主位置。这是文稿中的职能转换方案，不能据此改写现实人员的职责。[2]

值得并读的是几种“结束”之间的距离：剧本末句、参与者的回忆、候选录像的限定视觉记录。会／不会的版本先后与现场答词仍未确定；视觉摘述支持举布和遮覆，不能补足全部动作。观众可以从这些差异理解一份记录能够说明什么。[1][2]

二 谁能进入作品并提出改变

《紫色行动》的具体形式是虚构制度的搭建：组织、论坛、议事和投票共同构成作品。论坛体文章中，增加个人陈述时间的要求发展为八名候选人加八名决议员的设想；回复者提出时间成本与报告会的顾虑。“方案组”的回应承诺调查和调整，同时维护讨论内容不受预先限定。这里的分歧涉及完整陈述、表达方式与决定资格。材料保存了提议和回应，没有证明提议获采纳；作品内署名也不能改写为现实个人的争执。[3]

24页介绍将规则设计列为创作工作，部分机构向参与者开放；选票拼贴使制度落到轮次、判断与书写理由上。项目介绍将2019年前身的发起归于沈博伦，2021年再创作归于艺术小组；何发在集体署名中有位置，不能替代整个小组。章程、选票和论坛的格式，让组织行动的方法成为可见材料。[4]

《杀死母亲》从另一种入口开始：招募要求每人携带一段文字，允许非原创且内容不限。选择和带来已有文字，已被纳入创作准备；但现场怎样使用、接续或改写这些文字，仍待具体记录。黄蒙的公开经历提供共创参与关系；郭倩的署名见于原发表页的公开归档核验说明。两类记述保留不同联系，没有据此补定现场职责。[5]

三 谁安排后来者怎样观看

3P把Performing、Peering、Processing并列；宣言还实际进入1.0工程轨道。1.0尾段分别保存左、中、右路拍摄以及导演、全场录制的工作标签，使作者问题能够按工序阅读。[6]

2.0留下两组不同结构：一组把三路画面分为33段而保留长段音轨，另一组在底层画面之上让三路先后叠入。选择、布局和持续时间共同构成观看的安排；多机位本身尚不足以说明谁拥有最终编辑决定权。1.0署名不能套给2.0机位或影像中的人，33段也不等于33次切换，工程内的存在不等于完成画面中的可见。[6]

从两组材料继续

“七个回答与白布”把文字差异、演后回忆和视觉摘述并读；“提议、回应与规则”把发言要求、组织口吻的回应和规则版面并读。两组都是在线文献阅读入口。原文、公开PDF和编辑摘述各自标明来源，让读者能够从一个词、一项提议或一种编排继续追问作品。